《纸房子》，(乌拉圭)卡洛斯・M.多明盖兹著，陈建铭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，25.00元
乌拉圭作家卡洛斯・M.多明盖兹在《纸房子》中将藏书家分为
作为也买点儿书、读点儿书的人，我对这套属于布劳尔自己的索引很感兴趣。书中介绍，布劳尔“挖空心思，避免让两个互有过节的作家著作摆在同一层书架。譬如：博尔赫斯的书，就万万不可和被称作‘全职安达鲁西亚人’的加西亚・洛尔迦的著作摆在一块儿；因为莎士比亚和马洛拼命互控对方抄袭，两人的作品也无法并肩陈列，但同时还要慎重保持整套书的编号不至于紊乱；至于马丁・艾米斯和朱利安・巴恩斯，因为友谊宣告决裂，两个人的书当然也不可以放在一起；同样情形的还有巴尔加斯・略萨与加西亚・马尔克斯”。如此尚嫌表浅，接下来就深入得多：“《佩德罗・帕拉莫》与《跳房子》两书都出自拉丁美洲作家之手，但其中一部带我们回溯威廉・福克纳，另一部则是源出莫比乌斯。再换个方式说：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穿了，与罗贝托・阿尔特的关联性更为接近，而不是跟托尔斯泰。还有，黑格尔、维克多・雨果和萨门托三者之间的关系，远比帕科・埃斯皮诺拉、贝内德提、费利斯贝托・埃南德兹来得更密切。”
这些地方需要略作解说，才能明白布劳尔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说来我对《纸房子》中译本稍感不满之处，即在于书中缺乏必要的注释。譬如我们知道影响了胡安・鲁尔福的威廉・福克纳，但是影响了胡利奥・科塔萨尔的莫比乌斯，也许需要注明是指那位发明了“莫比乌斯圈”（Moebius Strip）的德国数学家（1790-1868）。我们看埃舍尔的画作，多少明白拓朴学上这个圈儿的玄妙，而胡利奥・科塔萨尔也写过题为《莫比乌斯圈》的短篇小说。又如罗贝托・阿尔特（1900-1942）是阿根廷小说家、剧作家，据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介绍，他的“主要作品有小说《狂暴玩偶》（1926）、《七个疯子》（1929）、《喷火器》（1931）和《妖术的爱》（1932），书中描写的世界往往是古怪和梦魇般的，充满了反抗社会的愤怒和近乎疯狂的人物”。这样回过头去看译本里的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穿了，与罗贝托・阿尔特的关联性更为接近，而不是跟托尔斯泰”，估计正确的译法该是：“罗贝托说穿了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联性更为接近，而不是跟托尔斯泰。”前面那段里的“莎士比亚和马洛拼命互控对方抄袭”翻译得也有些可疑。两位竞争的确激烈，但据我所知，并未“拼命互控对方抄袭”，当时只是别人对莎士比亚有所影射攻击而已。
书中向“我”转述此事的德尔加多“从没打算仔细弄明白卡洛斯到底怎样搞他的分类系统”，有关这套藏书索引只讲了这些；不过我们多少可以明白布劳尔的看法：“长达几世纪以来，我们都受制于一套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系统。让我们昧于认清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。”所谓“读懂、读通”，也就是“认清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”罢。读书之最高境界，莫过于此。我辈忝为读书人，虽不能及，心向往之。举个例子，洪侠兄在他的“书情书色”专栏里一再推荐《纸房子》；而他自己听说与知堂老人有点牵连的郑子瑜逝世，“昨天在新书房理书，翻出了几册《知堂杂诗抄》，还有郑先生笺注的鲁迅小说和一册他的‘墨缘录’。我把它们集在一起，放在离周作人专架不远的地方，聊表纪念的意思”。略近布劳尔的做法。
布劳尔的索引被一场火灾烧掉了，“这么一来，他完全无法找到绝大部分藏书的确切位置，甚至连哪本书当初搁进哪个书架也全没了主意”。布劳尔丧失了自己构建的那个世界。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――“他早就顾不了作家之间的交情是好是坏，不在乎斯宾诺莎、亚马逊河流域的植被与维吉尔的《埃涅阿斯纪》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关联或相互排斥；至于装帧精不精巧、书中插图是铜版画还是木版画，他更无心去管；连毛边书、摇篮本，这会儿都无可如何了。他现在只计较书本的大小、厚薄，那些封皮是否足够坚挺，扮演石灰、水泥和砂砾的角色。……当四堵墙越筑越高，他肯定先绕了一圈，然后交给工人一本博尔赫斯充作窗台；一本巴列霍，上头一部卡夫卡，旁边填上康德，再铺上一册海明威当门坎儿；还有科塔萨尔、专写砖头书的巴尔加斯・略萨；巴列-因克兰挨着亚里士多德，加缪和摩洛索里砌在一块儿；莎士比亚和马洛，在砂浆簇拥下终于难舍难分；所有这些书都注定要齐力筑起一堵墙，共同形成一道阴影。”布劳尔所谓“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”完全不存在了。
“纸房子”象征着我们寻常与书的关系，那种老一套的读书方法，亦即布劳尔说的“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系统”；置身其中，不仅无所获益，而且深受束缚。故事结尾，布劳尔从书籍砌成的墙壁间找到那本康拉德的《阴影线》，纸房子随之倒塌，他把书还给了曾扬言“你的任何举动都不可能令我吃惊”的布鲁玛。对此“我”说：“有个男子借着一只坚定的手，尽管动作鲁莽粗暴、心情忐忑不安，终于跨过他自己的阴影线。”《纸房子》有如一部公案，道着了读书的真谛。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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